江隆基与周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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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情如歌----未名湖畔的知音
 
        袅袅兮秋风,吹拂着未名湖。
  ----1952年秋季,高校实行了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自城内沙滩,搬到西郊风光秀丽的燕园,融进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文理科的机体,组成了一个新的综合性大学。经济学家马寅初任北大校长,原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佛学家汤用彤任副校长,原清华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务长、物理学家周培源任教务长。10月初,江隆基带着来自西北的仆仆风尘,抵达阔别多年的母校,任第一副校长,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不久之后又兼任学校党委书记。几个举世闻名的大学者、大科学家和一个党内资深的教育家,共同组成了北京大学坚强的领导班子,从而开创了北京大学的一个黄金时代。
 
  ----江隆基,陕西西乡人,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于1927年国民党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留学日本、德国,攻读经济、教育。曾任西安二中校长、华北联大教务长、延安大学副校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等职务。他不但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而且有着深厚的系统的教育理论。他是一个刚毅的西北硬汉,虽然不善辞令,但终其一生,保持了西北汉子质朴、耿直、忠诚而谦和的品格。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模范地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周培源走的是另一条人生之路。他从杏花春雨的江南,来到了清华园求学。沿着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铺就的教学轨道,远赴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深造,用四年时间完成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三级跳”,又在欧洲做了一年博士后,返回清华园,成了母校年轻的教授。后来,他又参加了爱因斯坦举办的相对论研讨班,在相对论和湍流理论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为人真诚,办事认真,同样耿直、谦和,还不乏幽默。他长期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黑暗,因而像盼望朝阳一样,热烈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虽然此时他只是在“九三”学社中任职,还未加入共产党,但思想开明,工作积极,在知识分子中深孚众望,而得到了党和政府的信任与器重。 两条溪流,从不同方向,汇聚在一起,流进了波光潋滟的未名湖。江隆基比较严肃,不苟言笑,但能察纳雅言,平等待人,和周培源等人相处得十分和谐。只是,他们在工作之外并无私交。江隆基尊重周培源,将北大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全部交付于他。周培源虽是党外人士,却有职有权,工作很忙很累,但因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为建设新中国作出自己的贡献,心情分外舒畅。周培源在从事全校繁忙的教学行政工作同时,又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力学专业与风洞实验室,亲自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风洞因费用巨大,技术复杂而遇到困难,但是得到了江隆基的支持终于建成。
 
  ------江隆基尊重知识,爱惜人才,了解和熟悉知识分子,勤于从政治思想上关怀和帮助他们。他上任不久,即在北大成立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小组,将校系领导和一些著名教授吸收进来,定时定点进行自学和讨论。他们首先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与《矛盾论》。学习者可以敞开思想,进行争论,江隆基亦以普通一员身份参加学习,从不以教育者自居,使大家心情很舒畅,在思想上进步很大。 为了团结民主党派,学校举行“双周座谈会”,由各党派轮流主持,商谈国家和学校的大事,交换思想与工作意见,以贯彻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江隆基亦充分肯定教师在学校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认为这是“教学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事实,也可以说是教学工作的规律”。他大量地走访教员,了解他们的思想与学术成就,号召让他们“各得其所,各展所长”。著名胶体化学专家傅鹰,脾气有些古怪,但他对科学事业孜孜以求、坚韧不拔,得到了校领导的充分理解与支持,使他对胶体化学作出了杰出的成就。摩尔根的学生李汝祺,在当时国内生物界向李森科一边倒的时候,仍坚持其老师的学说,在北大并没有遭到冷遇,依然受到尊重与保护。上述种种,都与江隆基正确掌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双百方针”有着密切的关系。 北大燕南园,聚居了北大的领导人与一批著名的教授。人们至今还记得燕南园当年有一种被称作“滚雪球”的美好风俗。过年了,孩子们放完炮仗之后,马寅初、江隆基、汤用彤、周培源等人打头,一一挨家拜年,起初三五人的拜年队伍,像雪球似的逐渐壮大,最后形成了一大群人。人们喜气洋洋,互贺新禧,团结、祥和、民主、平等的氛围笼罩了燕南园,也波及到整个北大。
 
  ------1956年除夕夜,燕园内灯光通明,师生们兴奋地憧憬着新年美好的未来。马寅初、江隆基、周培源等学校领导人登上大饭厅的主席台。江隆基照例给师生们致新年贺词,马寅初双手抱拳,一口浙江话:“兄弟我给大家拜年!”周培源则风度潇洒,送给人们一串优雅、爽朗的微笑。然后,他们走下主席台,来到师生中间。他们与师生们一起,以马寅初为龙头,后者双手搭在前者的肩上,在乐曲声中,组成了一条“人链”,在大饭厅里盘旋起来。一会儿,数千人的队伍,汇成了一条长龙,大饭厅成了欢乐的海洋。 1957年夏天的“反右扩大化”,像一盆冷水,浇灭了蒸蒸日上的北大的大好形势,江隆基竭力保护教师和学生,但终于难以挽回大局。他被康生、陈伯达等人视为右倾,遭到了康生的呵斥。1959年1月,在经受批判之后,黯然地离开了他工作了6年多的北大,远离北京,到兰州大学任党委书记、校长。 虽然他背负右倾的包袱,但在兰州大学依然极有作为,将基础薄弱的兰大,建设成西北教育的重镇,从而使他在兰大广大师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是,遭逢“文革”风暴,他则在劫难逃。“文革”初期即被迫害致死,为兰大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留下了一个沉重的感叹号!
 
  -------周培源的心中,始终铭记着江隆基,认同他的教育思想,钦佩他的人品,铭记着他们共事的美好岁月。江隆基的凶讯使他震惊,心头沉痛,寝食不安。当四凶被除,神州大地涌荡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的春潮时,江隆基的夫人宋超来到北京,向有关部门申诉江隆基的冤案。此时的周培源正担任北大校长,百废待兴,工作极为繁忙,但是听说宋超来京,晚上从西郊赶到城里,来到她下榻的教育部招待所。当他握住宋超的手时,深藏在内心的对江隆基的深情,再也压制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老泪纵横,良久才迸出了一句话:“宋超同志……隆基的情况我都知道……”后来,周培源为江隆基的平反到处奔走呼吁。他还参与了江隆基教育思想的整理与研究,为《江隆基传》撰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序言。
 
  ------江隆基与周培源,不是朋友,又胜似朋友。他们志同道合,心心相印,是党的工作者与知识分子合作共事、精诚团结的典范。北大临湖轩白皮松的年轮里,铭刻着他们的欢声笑语;未名湖的水纹波光里,映照着他们俩的身影。一曲新时代的《高山流水》的故事,将永远回响在燕园浩茫的时空中。
 
 (左为马寅初校长 右为江隆基第一副校长兼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