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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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民主的优点 中国自近代以来，人们对民主问题、或者说对宪政问题的讨论，成为我们国家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晚清到民国时期，另一个就是最近十多年来。前一段，有一部非常有影响的影片——《走向共和》——以电影的方法，记录了从晚清到民国这一段中华民族所走过的路。应该说，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对于政治改革的问题，已有很多争论；但是，对于中国应不应该实行民主这一问题的实际的讨论，出现在民国初年。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然而，中华民国的实践，并没有像民主的倡导者原来所期望的那样，带来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富强、经济的繁荣。相反，不同的政治力量、政治派别采取了法治之内的和法治之外的手段，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斗争，追逐他们所认为的国家利益、或者他们自己的私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民国初年，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体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以袁世凯为后台的筹安会，邀请了当时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宪政学家、美国政治学会的会长古德诺，以及日本非常有成就的宪法专家有贺长雄。他们提出了所谓“国体”的问题。国体问题基本的要点就是：作为一个大国、一个传统的国家，中国不应该实行西方形式的共和国。有贺长雄提出，存在着两种共和：一种，是君宪共和，有君共和；另一种，是无君共和。 最近十多年来，特别是最近若干年来，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在理论界又变成了一个非常热闹的话题。本来，在改革开放之后、90年代初期之前，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就是，民主是一个不错的制度；问题只不过是，中国如何实现民主、需要付出什么努力、需要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和外在的环境。但是，90年代之前，大家对于民主制度的可欲性、它本身的价值，人们的怀疑是不多的。 那么，为什么最近有人争论了呢？我想，这和国际上的大背景有关。一个是，苏联东欧的以民主化为重要内容的改革，并没有带来大家开始所预期的那样一些立竿见影的后果。在苏联东欧之外，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以民主为内容的改革，也遇到了种种挫折。所以，国内学术界从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关于民主制度本身的价值，就有了许多直接的或者间接的争论。我把它简单概括为两类主要的观点：赞成民主的和反对民主的。 赞成民主的学者们，可以从国外的民主派的著作中得到很多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之一，就是亨廷顿的“第三波”理论，这个理论把西方的民主理论做了一个比较好的概括。这个理论说，从19世纪2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正在经历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化浪潮。根据亨廷顿的分析，这三波，第一波，1828年到1926年，主要发生在西方传统的民主国家，之后，有一个短暂的倒退；第二波，1943年到196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在西方的其他国家以及一些拉美国家，之后，又有一个短暂的挫折；第三波，1974年至今，规模更加浩大，向世界其他国家蔓延。根据西方主流民主派的理论，一般认为，民主制度是一种比较好的制度。那么，好在什么地方呢？我把赞成民主的理由概括为四个论据。 第一个是保护性论据。自近代以来，很多人持有一种基本观点，那就是，每一个人从本质上来讲都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一个好的的政治制度就必须反映所有人的利益。如果某一个阶层或某一个阶级控制了政权的话，它就完全有可能只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不追求社会大众的利益。因此，为了保障社会大众的利益，民主制度是必要的。这个论据，最早应该是在英国19世纪向民主制过渡的时期，由哲学上的激进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如边沁（Bentham）、穆勒（John Mill）提出来的。在国内，希望实行民主化的人，在本质上是诉诸这个论据的。他们认为，我们的政府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很多的腐败，有很多追求少数人、或者小集团利益的现象，甚至有很多强势群体，利用政权剥夺大众的利益，追求他们的私利。他们认为，如果能够使中国的政体进一步民主化，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腐败，增加政权的公共性。 赞成民主的第二个论据，可以概括为合法性论据。许多人秉持一种观点：作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人们有理由、有权利对涉及自己利益的事情自主。公共权力是大家共同的权力，只有民主的政权，才是一个具有合法性（legitimacy）的政权。一个政权，如果不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就没有资格得到人们的拥护。我在讲西方思想史的时候，经常讲到卢梭的理论。卢梭讲过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一个强盗，闯到我家里来，拿着刀子，逼着我把钱给他。我不得不给，但是，我没有服从他的义务。同样的道理，一个政权如果不是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之上，我就没有服从他的义务。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一个政权如果希望稳定、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个政权就只能是民主政权。 赞成民主的第三个论据，就是民主的教育功能。尽管国内学者讨论民主问题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讲得不算多，但是大家在不同的文章中都会隐隐约约地谈到。鸦片战争之后，在我们中国最早接受西学的时候，人们就对西方的民主制度非常感兴趣。很早的时候，林则徐、魏源等人就已经看到，西方的民主制度导致了上下一致、君民沟通，导致了西方人的强烈的爱国心。甲午战争之后，严复专门写文章讲到，民主制度下的人爱国。这就是说，只有在民主制度下，人们才能够培养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操和公民意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专门提到，美国人爱国爱到贪婪的地步。他说，在美国，大家讨论国家的事情如同讨论自己家里的事情一样；国家有一个人受到了外国的不公正待遇，全国的人都会像自己的家人遇到了不公正的事一样愤慨。英国著名的思想家穆勒在《代议制政府》里专门讲过，在民主制度下，可能有千千万万个爱国者；但是在专制制度下，最多只可能有一个爱国者。中国近代，从1840年以后，许多思想家都希望在中国引入民主制，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认为引进民主制之后，中国人就会爱国，就会齐心协力保卫国家。 赞成民主的第四个论据就是，民主在许多人看来——当然不是所有人——对经济有好处。当然，这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民主对经济有没有好处，我想，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研究。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得诺贝尔奖的Sen在讲到民主和经济的时候有一个观点，就是在民主制度下，不会产生大规模的灾荒。Sen最早是研究饥饿经济学，灾荒经济学的，他对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灾荒进行了研究，结果他发现，大规模的灾荒、大规模的饥馑、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往往发生在独裁国家、专制国家。独裁和专制会导致信息的不流通、信息的封闭，会导致分配的极度不均，这就可能使一部分人得不到关于粮食的信息，从而发生大规模的饥荒。而在比较民主的印度，尽管人均粮食产量、人均GDP相当低，但是，印度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饥荒。 （根据李强教授在北京大学第五届学术文化节开幕式上的学术讲演录音整理，未完待续) 二、当今中国的合法性困境及其出路 (康晓光) 1978年以前，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来自西方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来自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7]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政府致力于建设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合法性基础。进入9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在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促进社会公正来扩大自己的合法性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的领导人也尝试建立合法性理论，先后提出了“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三个代表”等理论主张。中国政府也意识到需要把民主法治纳入合法性基础的范畴，并且在改革之初就启动了法制建设进程。[8]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又进入了新一轮合法性基础调整与重建的时期，一方面继续巩固和拓展政绩合法性基础，强调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并重，一方面回归党的传统，提出“新三民主义”。[9]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但是，时至今日，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并未得到有效解决。这种危机首先来自理论的贫乏。如今马克思主义已经边缘化，政府又明确拒绝竞争性选举，传统和宗教也被摧残殆尽，结果中国政府既不能凭借历史必然性证明其合法性，又不能借助选举程序获得合法性，也没有传统和神明来授予合法性。可以说，自改革以来中国实际上并没有有效的合法性理论。于是，中国政府只能依赖亨廷顿所谓的“政绩合法性”维持政治稳定。其次，中国的合法性危机还有“非理论”的原因。明明是推行资本主义的权威主义政府，却宣称自己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而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共戴天，民主主义要消灭权威主义，中国政府就是这样天天宣扬要消灭自己所作所为的理论。这样的政府不陷入合法性困境之中简直是不可思议。当然这种尴尬的局面具有很大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味道——号称自己是马克思的继承人是历史包袱，宣称追求民主是迫于外部世界的压力。( 燕南论坛文章)  五柳村政治燕南论坛 老老人类的博客 民主先驱—永远的林昭 胡耀邦现象 老老人类推荐网站:(随时更新增删) |
